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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校需要性别平等教育,不仅仅是”防性侵”教育

每个人关于「自我」的探索与成长,都是一条幽暗、冗长的隧道,一条不得不走的路,困惑、孤独、难以诉说。在每个人的隧道里,都有一张「性别之网」,绕不过去。有的孩子被网缠绕,他们焦虑而苦恼,却挣脱不掉,一点点被吞噬,最终在隧道里迷失。 性教育的关键不是告诉学生性知识,而是引导负责任的价值观。

一年多前,重庆第二外国语学校高三学生徐誉舒从教学楼5楼跳下。Ta曾在学校里穿红色的裙子和皮鞋,公开表达希望自己可以是女性。「杀了他,去找她」,这是Ta生前留给自己的赠言。

人们看到的是一次死亡,看不到的是一个少年成长过程中「自我」的挣扎。朝夕相处的父母选择去淡化儿子的性别困扰,未能接纳Ta对性别的探索。老师也没能看见Ta正承受的痛苦,让Ta“别想太多”。大环境对性别缺乏认知和反思,身处其中的孩子更是无法理解徐誉舒的行为,孤立、排挤、语言欺凌随之而来。

长期关注校园欺凌和性别平等教育的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友善校园基金顾问陈杜曾介入了解过这一个案,他的分析是,在徐誉舒成长过程中,家校各方一共错失了8次能够帮助孩子避免自杀的机会。

在校园欺凌事件中,大约有四分之一是和性别相关的欺凌。因为对性的羞耻,这些校园欺凌会更加隐蔽。

“如果家长和老师没有「性别」的视角,对「性别」没有敏感性,他们就不会明白这些欺凌发生的原因和故事的全貌,也无法真正帮助孩子去处理。”陈杜说。

01幽暗隧道

很多女孩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月经」带来的困扰。当月经到来,她们不仅要承受身体的不适,还要面对社会文化对月经的隐晦和污名,女孩们不敢直呼「月经」,而是用「那个」来指代,这种禁忌也让女性对自己失去信心,甚至对自己的身体产生自卑感。有的女孩直到大学才敢说出「月经」这个词。我们的教育却没有帮助男孩女孩去面对和摆脱这种压力。

中国每年的人工流产数量居高不下。有一种观点认为,并不是女孩不知道如何戴安全套避孕,而是不平等的性别文化让她们退让,放弃自己身体的权力,去选择屈服对方提出的要求。

男孩的成长也会有性别压力。「我这样是不是不够男子汉?」「我是不是不符合男性的社会规范?」「我可不可以承认自己胆子小,承认自己的不行?」很多男孩会面临这样的困惑。

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要挣脱「性别」这张大网,走出幽暗隧道,需要颇费一番力气。予妙的生理指派性别为男,因为心思细腻、性别气质温柔,从小在同学眼中显得「与众不同」。从学生时代开始,「娘」这个带有歧视含义的标签就被同学们一次次用来评价Ta。和很多遭遇性别相关校园欺凌的孩子一样,上厕所让予妙恐惧。男生不让予妙进男厕所,女生则推Ta进女厕所逼Ta蹲着上厕所。就算进了厕所,背后不时会伸出一双手,推Ta进尿池或粪坑。

这并不是同学之间的打闹玩笑,予妙遭受的是严重的校园欺凌。以前,Ta一直觉得这段不堪的经历难以启齿,从不对外人提起。直到上大学后,Ta参加了一场「一人一故事」戏剧活动,在场的另一位参与者分享了自己遭受校园欺凌的经历,予妙的内心仿佛被丢进了一块石头,波动泛起,Ta终于第一次讲出了自己的故事。

初中军训,男生们聚在一起看A片,当着众多人的面,几个男生把予妙压在身下,对Ta做出「猥亵」的侮辱动作。予妙拼尽全力推开,逃离那间充斥嘲笑与偏见的集体宿舍。

“你也应该反省一下你自己。”予妙不敢跟老师说自己被性骚扰了,Ta只跟老师说自己被欺负了,没想到得到的是这样一句责问,“他们为什么不欺负别人,要欺负你?”予妙无法从老师那里得到帮助。Ta只有「逃」。班上还有一位听力残障的同学讲话大舌头,也受到排挤,没有人愿意跟他一起住,于是,予妙和他住进了一间条件最差、堆满杂物的破旧房间。

「对被欺凌者的责备」会让孩子对老师产生不信任,但欺凌不会就此结束,它会在隐蔽的角落里暗自生长,直到失去控制。在予妙的个案中,老师不仅没能帮助予妙,反而让予妙的处境更加糟糕。

有一次体育课,男生把予妙围住,想脱Ta裤子。体育老师把予妙「救」了出来,把Ta带到办公室,叫来了班主任,让班主任来解决。予妙一直记得办公室的场景,班主任一边对欺凌的同学说,“你们这样欺负同学不好,还是要团结一些。”同时,也当着办公室所有人的面责问予妙,“你阳刚一点,他们欺负你,你反击回去,他们下次不就不会欺负你了吗?”

老师的话让予妙觉得,同学们欺负Ta是有原因的。“如果那时老师可以多给我一些支持的力量,可能我的环境就会更好一些。”多年之后,予妙说。

从此以后,男生们对予妙的欺凌变本加厉了。Ta说,自己所遭遇的欺凌是「一种叠加的状态」。除了关系上的排挤和孤立、语言欺凌和身体欺凌,还有网络欺凌。男孩们说要给Ta“验身”,试图用手机拍下Ta的隐私部位发上网。还有人装成予妙在贴吧上跟其他男生告白。底下,不少学生留言,“好恶心啊。”

一些老师不经意地也成为了「欺凌者」。予妙一直忘不了,有老师上课时也会拿Ta的性别气质开玩笑,“下面我抽一个女生回答问题”。这位老师点了予妙的名字。同学们哄笑成一片。

班级上唯一的「支持力量」是一位腐女同学。她只敢在欺凌事件发生之后,跑过来安慰鼓励予妙,“你努力一点,考出去,以后到大城市,或许就可以得到大家的尊重。”但在那之前,校园生活是予妙要小心又用力挨过去的日子。予妙曾以为学习成绩好也许可以令自己重获应有的尊重,但事实证明,偏见早就在同学们心中扎根,而一旦扎根,它就会发芽生长,慢慢变成系统性的敌意与恐惧。150分的卷子,予妙考了123分,排在全班前几名,同学发卷子时,却还是会把予妙的试卷揉成一个球,丢过来,“死娘娘腔,考那么好,又有什么用。”

在「一人一故事」的活动中,予妙哭着第一次讲出了这些Ta不敢回望的经历。活动结束后,一个陌生人跑来拥抱Ta说,“你非常勇敢。如果我经历这么多,我可能很难坚持到现在。我觉得你特别了不起。”

“错的不是你,错的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教育没有告诉青春期的孩子,不一样并不是错。不一样应该是可以感到自豪的事情。”听到这些,予妙哭的更厉害了。Ta在想,如果自己的老师可以给同学们说这些……

“我为什么要为我受到的伤害感到可耻?感到可耻的难道不应该是欺负我的人吗?”成长过程中,予妙常问自己。

02 性别之网

徐誉舒自杀之后,很多人用台湾流行歌手蔡依林2005年推出的歌曲《玫瑰少年》纪念。歌里的「玫瑰少年」名叫叶永志,是台湾屏东县高树乡高树初中学生,因外型秀气、举止温柔,他在学校常常遭到欺凌。2000年4月20日,15岁的叶永志被发现陈尸学校厕所。

校园欺凌会影响每一个人。在僵化的二元性别社会规范之下,任何人一旦有一丝一毫的「失范」都可能遭遇霸凌。比如,发育期的女孩胸大的会被叫「奶牛」,胸小的又会被叫「飞机场」。轻微的敌意往往表现为插科打诨。一些玩笑话所隐含的偏见是如此隐晦,以至于我们将其与朋友间的幽默逗趣混为一谈。

被边缘化的孩子尤其容易遭受欺凌。“由于个体对服从主流的社会性别规范的压力非常高,不符合社会性别规范的个体常常遭遇校园欺凌和暴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儿童性教育课题组负责人、博士生导师刘文利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是LGBT(性倾向为同性恋、双性恋以及性别认同为跨性别的人)学生受到校园暴力和欺凌的重要原因。

一项对国内751名LGBT学生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认同欺凌的问卷调查发现,有40.9%曾在学校听到难听的绰号,34.6%的人受过言语伤害,21.9%的人被孤立,6%的人受到身体伤害的威胁。此外,异性恋的学生也可能基于性别表达而受到欺凌和暴力。

友善校园基金顾问陈杜曾接到过很多个案。2006年,他刚投身公益,在网上结识了广西的13岁同性恋少年李星。班主任不仅偷看了李星藏在课桌抽屉里的日记,还揪着他的耳朵拽到讲台旁,对着全班同学说他是「变态」。

这是比较极端的情况,但最近几年发生在中部一个省会城市的案例让他觉得,学校依然不太会处理这样的事情。同一宿舍的两个男生彼此发现对对方有好感,懵懂的情愫萌生,却遭遇同学越来越频繁的排挤和嘲笑。两个男生中的一个有一次拿出了一把刀,差点捅伤了其他同学。“学习成绩可以不好,但是不能有病。”教导主任逼两个孩子写检讨,要求他们退学。

在另一个个案中,一个性别气质阴柔的男生常常被同班另一个性别气质男性化的女孩欺凌。这个女孩通过欺负男孩、保护女孩来融入女生群体。“性别是一种文化,每个孩子都试图在这种文化中获得地位。”陈杜说。

当一个孩子成为「个案」的时候,说明他遭受的校园欺凌已经持续一段时间,情况已经十分严重,得以浮出水面。这让陈杜思考,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前介入,预防性别相关校园欺凌的发生。2016年,他和团队发起了友善校园基金项目,通过给老师做培训,帮助老师在校园内开展「性别平等教育」。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四百位大中小学老师报名参与了友善校园基金的师资培训,这个数字仿佛大海中的一滴水。

通过培训,很多老师第一次接触到了「社会性别」、「性别多样化」、「性别刻板印象」这些概念。友善校园基金提供的是一种参与式培训,通过参与和体验的方式,让老师拥有「性别」的视角去体察学生,掌握在学校开展性别平等教育的方法和技能。

让老师们印象最深的一个名叫「性别之网」的心理剧活动。活动前,协作者先分享了一个的校园欺凌案例:生理性别为男的小徐认为自己实际上是个女孩,他举止女性化,还偷偷在淘宝上买女装穿,被同学嘲笑。

15名参与的老师抽签获得自己的角色:老师、父母、同学、心理咨询师以及媒体。还有1名老师举手报名「扮演」小徐,这名扮演「小徐」的老师先离场,其他获得身份的老师按身份分组讨论,他们的任务是每人准备2句话,站在各自的身份立场上,不同的角色可能说出的那些伤害小徐的话。

活动开始后,15名老师站成一个圈,扮演小徐的老师站到圆心,Ta不需要说什么,只需要承受。

“以后怎么出去见人?丢人!”“我的脸都给你丢光了。”「父母」说。协作者会拿出一捆红色塑料线。谁说完了,红线就从Ta手中投出,绕过「小徐」,传递下去。

“别碰我的东西,恶心!”“男不男,女不女,死变态!”「同学」说。……“别把班风带坏了。”“别人笑你,也是有原因的。”「老师」说。……等一圈说完了,一张大网已然织成了。「小徐」被捆绑在其中。

进入情境后,现场的气氛变得一点点凝重。看着每个人手中拉出的大网,一名扮演「老师」的老师哭了起来。扮演「小徐」的老师低着头,沉默不语,也哭了。

闭上眼睛,默念“刚才的人不是「我」”,所有人从角色中抽离。一位老师分享自己参与的感受:“是一种残酷的窒息感,看到一个人怎么样被摧毁”。也有老师开始思考,身处在复杂的网里,作为一个老师能做些什么?还有一些老师受到冲击,“人生包含无数多的变量,作为老师应该尽量少去伤害,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想不清楚,感觉这个问题无解。”

扮演小徐的老师则形容自己在短短不到十分钟内体验到了自我否定的黑暗力量,“觉得自己好像真的错了,得不到同伴的支持,越来越难受”,即使是旁观者有意无意的「笑声」都可以形成压力,“没有人真的关心我。”

「性别之网」将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可视化。“通过这个活动,老师们可以看到我们在结构中。”陈杜说。对于老师提出问题,他的答案是,社会的网或许改变不了,但也许老师可以给孩子留出一个「气孔」,让孩子至少在班级的氛围内能够呼吸。

03老师的「权力」

在大学教授心理健康课程的韩君志自2003年开始在学校心理咨询室为学生服务。在他的咨询室,有一些同性恋学生会来向他求助。韩君志发现,这些孩子的自我认同比较低,情绪困扰比一般孩子更多。他意识到,困扰并非来自这些学生的内在,而是Ta们担心外在对他们的看法,恐惧被粗暴对待,一些人有遭受过校园欺凌的经历。有一个男孩自高中开始就被同学排挤欺负,学习成绩、情绪、人际关系都受到影响,上大学后环境变了,但他依然没能走出阴影,几次试图自杀。大一时,这名同学被转介到韩的咨询室。

韩君志认为,初中和高中是性别欺凌最多见的时期。孩子们的认知是相对简单的,由于缺乏性别平等教育,中学生习惯了用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性别框架来认识世界,一旦超出了他们的认知框架,他们就会产生不理解。但问题也在于,初高中的青春期也恰恰是一个人思考和判断「我是谁」、「我是否有价值」的关键阶段,外界对Ta的反馈和互动会一定程度上形塑「自我」。

如果一个孩子被认为是「天生的小丑」,他会不断习得作为一名小丑的技能与诀窍,继而成为一名真正的小丑。「我不好,我不是一个好人」,在外界环境的压力之下,来到咨询室的这个男孩形成了这样的自我信念。

而大学阶段其实是一个人学习、事业、亲密关系进一步发展和社会化的过程。“但这些孩子的自我认同是紊乱的,他们的内核是虚弱的状态”,韩君志说,Ta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应对外边的世界,整合凌乱的自我,“心理能量很容易消耗”。

“那不是你的问题”,韩君志能做的是不断反复地给这名同学积极和正面的反馈。他称这是在帮助孩子「刻印」新的内心信念,慢慢巩固。四年时间里,韩君志也接触了方方面面的理念,不断地学习构成他坚定地去支持这个学生的力量感。本科毕业后,这名同学考上南方一所大学的研究生,听到这个消息,韩君志收获了信心。

前年,韩君志改造了心理咨询室,挂上了象征多元和宽容的彩虹旗。每年大一新生学校会安排同学们参观心理咨询中心,韩君志相信,孩子们会接收到他性别友善的信号。这几年,来到咨询室的性少数学生比以前增加了。

在和这些同学陪伴支持的过程中,韩君志也越来越关注性别平等教育。“歧视首先是因为区隔和扭曲的认知”,韩君志说,惩戒欺凌只能治表,欺凌的背后是僵化的观念。改变观念就是要通过教育。2014年,韩君志在大学心理课上加入了更多研讨性别平等话题的内容。一年后,他自己报名付费去参加友善校园基金组织的培训。之后,他跟搭档在大学开设了专门的性别教育课程。

美国应对校园欺凌的积极倡导者菲利斯·卡夫曼·古特斯坦认为,成年人如果在知道各种形式校园欺凌的情况下,没有站出来阻止,这就代表他们在默许这种行为的发生,这就好比怂恿孩子:“干得好,继续欺凌吧。”除非设置「路障」,否则那些作为欺凌者的孩子不会停止欺凌行为。

要想改变行为,首先要改变态度。现代个性心理学创始人之一、著名心理学家戈登·威拉德·奥尔波特认为,“要改变孩子的观念,我们有必要改变对他来说更为重要的所属群体观念中的文化均衡。在孩子能够实践新的观念前,首先需要他的家人、伙伴、邻里对这些观念有所包容。”

“改变群体的态度比改变个体的态度更容易。”奥尔波特在《偏见的本质》一书中这样断言——人会将群体及其价值观(规范)作为调节经验与行为的主要锚定点。通过直接影响个体来影响其态度的尝试,往往是相对无效的。一个孩子的家人、伙伴、邻里所持有的规范与态度很可能对这个孩子的影响更大。

老师或许是可以改变群体态度、建构班级氛围的关键角色。“老师其实有点像明星,有一种Power”,陈杜说。给校园欺凌设置路障并不是简单喊停,更重要的是,老师和家长需要帮助所有的孩子建立良好的自我评价体系。这不仅包括欺凌者和被欺凌者,还有占多数的旁观者,例如电影《少年的你》中的角色李想。实际上,这些旁观的孩子也会受到校园欺凌的持续影响。在校园欺凌中,旁观者的比例占到80%以上,能够有勇气、有策略、伸张正义的人只有5-7%。“校园欺凌过程中的旁观者的感觉会像是踩到一坨屎,而这种臭味可能一直会跟随这个孩子。”古特斯坦在她的书《对校园欺凌说不》中这样形容。

陈杜相信,性别平等教育是性别欺凌最好的「路障」。

04 躲在暗处的性别「刻板印象」

最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十条提出,「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提高未成年人防范性侵害、性骚扰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性教育堂堂正正写入了法律。问题是「性教育」的内容包含哪些?

“错误的性教育还不如不做”。精神科医生出身的北京大学医学部性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陶林认为,性至少包含了性生理、性心理和性社会三个层面的内容。由于性教育的缺乏,中国每年有将近1000万例人工流产,2017年的数字占到全世界总数的17.4%。但陶林不太认可由医生来做学校性教育,“容易让人「恐性」”。

一些人认为,性教育应当是以传授生理知识为主的健康教育的一种,但这种观点已经无法适应形势需要。早在2012年,广东省选择了中山和茂名两个地级市,分别作为珠三角地区和粤西地区的代表,开展性别平等教育试点。参与指南编写的中山市教育教学研究室教研员冯继有在《中小学性别平等教育指南》提出,“当前不少性教育是「有性无性别」,即使有部分教师在性教育中谈到性别,也是在强调所谓的「男孩要像男孩,女孩要有女孩样」的性别刻板化。”

冯继有认为,立足于生理性别的性教育存在明显的不足,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忽视了社会性别的教育,这会导致价值观的缺位或者偏差。“性健康是人格健康的重要部分,性教育的关键不是告诉学生性知识,而是引导负责任的价值观。”因此,国际性教育的趋势是引入社会性别的视角,开展基于性别平等的教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8年发布了修订后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将理解「社会性别」的内容置于性教育的《纲要》中。「社会性别」在英语中为gender,它与「生理性别」(Sex)相对。社会性别是一种文化构成物,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人类学家盖尔·卢宾最早提出,主要指自身存在的生存环境对性别的认定(包括家人、朋友、周围群体、社会机构和法律机关的认定)。社会性别是通过社会实践作用发展而成的男性和女性之间角色、行为、思想和感情特征方面的差别。

看似高深的概念,当教给孩子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文利领衔的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编写的《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中,插图会告诉6年级的小朋友——「男孩上学堂,女孩做家务」、「男人是家长,女人服从男人」的传统社会性别已经落后,现代的社会性别很多元,「男性和女性都可以勇敢、主动,都可以细心、体贴,都可以从事各种职业。」

让冯继有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当中山市刚刚试点推广性别平等教育时,一位老师给职业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上职业生涯规划与性别平等教育的融合课。课上,授课老师问班上一个男生:“将来成家了,你希望你的妻子出去工作,还是留在家里?”第一个男生回答,想未来的妻子“留在家里”。再请第二个男生回答,也说想未来的妻子留在家里,还说外面太乱了,留在家里安全些。继续请第三个男生回答,依然选择的是“留在家里”。老师追问:“好比你的女同学读了这么多年书,就只待在家里不是很可惜吗?”那位男生振振有词地说:“读了书,可以好好教育孩子啊。”班上一阵骚动,同学议论纷纷。

冯继有也现场观摩了这节课。“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这些男生将来成家立业,如果大部分人无法挣到大钱,不能独自承担家庭的经济责任,还必须和妻子分担家务,共同照顾与教育子女,他们的观念能转变过来吗?能适应新的性别角色和性别分工吗?会不会对他们的家庭生活和职业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呢?”他把自己当时的感受写进了《中小学性别平等教育指南》里。

在当今社会男女平等逐步深入人心的情况下,性别刻板化印象很多时候已经不再宣称男强女弱,而是展现“男女各有优劣”的公平姿态。

还有一次,一位老师上课讲到,“男生也可以有女生的特点,女生也可以有男生的特点,男女生又要发挥自身性别的优势,又要取长补短。”冯继有认为,这话虽然看上去很美,但掩盖不了其将性别群体的特点简化、固化的实质,其实“是以公平的名义流播偏见,以优势互补的名义限制发展”。

对于性教育和性别平等教育,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是用「性别平等教育」统领一般的性教育,其中包含性生理教育。一位高中生物老师认为,这么做有其优势——在讲性别生理知识的时候,就会包含性别平等观点,两者并不割裂。比如,怎么理解精子和卵子的相遇,老师通常提到,“精子在向前冲,而卵子在等待。”但这种表述的问题是,卵子是不是真的都在被动的等待,「她」没有主动的选择吗?

很多观念停留在人的潜意识中,性别平等教育伴随着对个体和文化的反思,这是在学校开展性别平等教育的价值,但或许亦是难处。提到男女平等,一般人都会表示支持,且觉得没有什么难懂的地方,但涉及具体的性别议题就会出现分歧,比如男孩不像男孩,女孩不像女孩的问题。有一次,一所职业中学邀请友善校园基金对全校的班主任做预防校园欺凌的培训,一名男老师私下里这样问培训组织者,“你们做培训,就是要让我接受「娘炮」?”

也曾有同事对韩君志在大学做性别平等教育提出一些疑问,“性教育连多数都没有照顾到,还把资源分配给少数。”“社会还是应该提倡「阳刚教育」。”

韩君志不会去直接否认阳刚教育可能对社会存在的意义,但“如果过分强调男女性别不同,可能会产生一些僵化的观念。男性有没有机会展现脆弱的方面,还是说要一直向前冲,坚强、勇敢、独立,不能哭。这究竟是福利还是戕害呢?”韩君志注重上课讨论互动的过程,他只陈述观点,不强求学生认同。

05 “不是孩子们有问题,是孩子们有需要”

几年前,在华东地区一所中学教高中语文的陈明在一名“出柜”毕业生的推荐下去参加了友善校园基金的培训。现在,陈明也是一位班主任,他利用班会课,引导孩子们讨论社会关注的性别议题新闻,还组织辩论赛,辩题包括「娘炮是否误国」。

“十六七岁处于青春期,强迫他们去认同很难,但可以让孩子看到,就算是不同的男性之间,性别气质也不是完全一样的”,陈明说,如果意识到这一步,就是改变的基础。陈明比较过他教过的班级,开展性别平等教育的班级总体上班级氛围更加友善。

华南一所高中的生物老师黄保华也负责一部分生理健康教育课程。有一次上完课,一个女生上来对他讲,“老师你讲的我们都知道,你的课没啥意思”。于是,黄保华开始调查同学们想了解什么。同学们的反馈是,“少点理论,多点实操”。在接受友善校园基金的性别友善师资培训后,黄保华开始邀请志愿者入校做「真人图书馆」,让志愿者分享自己在性别议题上的生命故事。黄保华还记得,有一次分享会在学生要求下从40分钟拖堂到了90分钟。

为了支持老师在校园里开展性别平等教育,友善校园基金团队建议校园内的性别平等教育课可以至少分为三个板块:社会性别和性别刻板印象、性别多样化、基于性别的校园欺凌。

这个学年,深圳一所初中的心理老师周芸已经在初一年级的10个班级完成了初阶三节课的教学。她在给一个班上“基于性别的校园欺凌”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觉得什么样的行为是校园欺凌?”没想到,一个从来不太主动发言的女生举起了手。女孩带着哭腔,“我什么都没做……,他们就是那样对着我喊外号……”周芸试图安抚女孩,可是却发现班级里举起了一片的手,带着渴望分享的目光。有的孩子说,“她们把我围在中间,用手指着我的头说,「你这个死人」”,有的孩子说,“我变得自卑敏感,经过讲话的人都觉得她们议论我。”还有孩子讲述自己上台的时候,同学伸出了脚,绊倒了她两次……

一个外号在学生心里留下的阴影这么大,这是作为老师没想到的。这只是程度最轻的校园欺凌。感到惊喜之余,周芸相信,这节课可以打破同学们脑袋里对校园欺凌的「刻板印象」,孩子们之前觉得,把同学堵在角落里骚扰才是校园欺凌,很少从性别去考虑。

“你们看,如果你们不跟老师分享这些,老师也没有办法发现。”周芸也跟学生们说,“你们看到的是老师不关注,没有关心,但其实老师可能不知道。”

周芸同校另一位心理老师在上完课之后,有孩子来找老师求助。“老师,我只想和男生玩,这样子是不是双性恋?”孩子对「自我」产生困惑,想从老师这里拿到一套测试题,一个确定的答案,是或者不是,但世上并没有这些工具。但至少,孩子在这位友善的老师这儿,可以得到肯定的支持。他在幽暗隧道中感受到的并不是孑然的孤独。

周芸自己则从学校接到了一个需要她介入的个案:一个男孩摸了同桌女孩的大腿。男生认了错,了解了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都有权力,不应该受到侵犯。但在咨询室,男生主动告诉周芸一件他很困惑的事,自己无法控制自己自慰,他觉得自己很罪过。周芸并没有太多处理类似问题的经验,她只是告诉孩子,这是大多数人都会有的正常的生理行为,只要不影响生活学习就没有问题。“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让孩子真正感受到这是正常的”,周芸说。

陈杜认为,学校应该提供性别平等教育的原因,“不是孩子们有问题,而是孩子们有需要。”

在「性别之网」心理剧的最后,协作者会让所有参与者闭上眼睛,默念一句“刚才的人不是我,我没有伤害小徐”,这是抽离的环节,避免心理剧对个人产生创伤。接着,所有人会传递一把剪刀,剪断「性别之网」。而在整场培训的最后,每一位参与老师将会获得一面「彩虹旗」,它象征着包容和多元。一些老师会把这面小旗子插在办公桌上,它将向孩子们发出友善的信号。

这些年做心理咨询的经历让韩君志发现,人生好多的痛苦根源在于“我们把世界分裂来看待,没有办法整合到一起”。他说,对关系的界定产生了性别的文化,不管是少数还是多数,如果文化是僵化的,是不那么包容的,那么所有在这个文化背景下的人,都会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对于在大学教授性别的他,他认为,自己面对的不是人与人、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冲突,是共同的文化与个人的不和谐。

(予妙、韩君志、陈明、周芸、黄保华为化名)

采写:南都记者 吴斌

(责任编辑:杨卉_NQ4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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